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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家庭高考志愿填报中的代际差异和互动研究
地点：高教所 时间：2003年6月
一、问题的提出
在人类进入21世纪以及知识经济日益发展之时，高等教育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高等教育的发展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社会关注。在中国，高等教育正处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的转变阶段。然而，我国高等教育的准入机制仍是高考指挥棒，莘莘学子要想进入理想的大学和专业，不但要尽力考出好成绩，还要科学合理的填报高考志愿。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家错郎”一直以来，无论是考生、考生家长还是学校，对考试成绩的强调自不必说，但对填报高考志愿重视不足或不知如何理性做出选择，其结果致使一些学生所学非所好，苦不堪言；转系转专业，浪费教育资源；及至毕业后又因为专业和个人兴趣的原因进入自己不甚喜欢的行当，陷入职业苦海。可以说，志愿填报工作都影响到考生职业生涯起始的质量，甚至改变其一生的发展道路。
正是由于填报志愿如此重要，亲代和子代都把填报志愿作为高考后家庭的“中心事件”进行决策。那么，在志愿填报中，不同社会层次的城市家庭其亲代和子代在志愿填报问题上的村不存在差异和在志愿选择问题上是如何互动的？这方面的研究上比较鲜见，本研究试图回答志愿填报中代际差异和代际互动，为考生和家长在正确的估分基础上科学合理的进行沟通和决策提供理论和实证的依据。
二、理论分析及其假设的提出
亲代和子代由于各自出生的年代相去久远，在初级社会化过程中面临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接受不同时代的主流生活理念，因此，亲代后社会化过程（或者继续社会化）中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态度，在社会生活中的心理和行为和正处于初级社会化过程中的子代在这方面是由明显差异的。代际差异（代差或者代沟）正式用来反映这种处于社会急速变迁时代，不同年代或辈分的群体或个体之间“基本社会化的进程发生中断或模式发生转型，从而导致不同代人之间在社会的拥有方面以及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的选择方面所出现的差异、各和机制冲突的社会现象”（周怡，1993）。代际差异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每一代人都要面对的，不过在文化变迁缓慢的时代，这种差异和差异造成的冲突并不明显，尤其是在农业社会，个体的社会化基于一种“老人楷模模式”，后代的生活基本上是上一代人的文化和生活的“复制”和“仿同”。但进入工业社会，尤其是信息社会之后，社会变迁越来越迅速，社会转型的物象极不稳定，“变革越迅速、越彻底，代沟越明显、越激烈”。在这种社会生活快速变化的时代际之间的文化传递已经不是单向的传递，而是双向的“互递文化”，互递知识。后代将他们对不断变动中的生活的理解和不断涌现出的新知识向他们前代传递的现象，称之为“文化反哺”。
当前中国城市社会生活正是出于这种急速变动的时代，代际之间初级社会化的条件变异大，亲代初级社会化所掌握的知识不足以应付日常的社会生活，在促进子代的心理和社会发展上也日益凸现不足。而他们的不足恰恰可能是子代容易接受和掌握的新知识和新的文化理念。亲代为了适应变迁中的社会生活和更好的哺育子女，他们应当采取新的沟通方式——双向人际沟通：父母主导教育，子女主导（学习）的沟通；子女主导教育，父母主导（学习的）沟通。
假设1：在填报志愿问题上存在亲子的代际差异
假设2：在填报志愿过程中的亲子沟通方式和程度与亲代的文化层次和职业层次呈正相关
三、调查过程及其基本数据
本次调查采用多阶段配额抽样，首先在天津市市属重点中学、示范校，随机抽取9所学校，再根据这些学校高三年级学生规模的大小分为两个层级：360人以下的为一级，每校抽样60份，其中抽取文科班一个，理科班两个，每班随机发放问卷20份；360人以上的学校为二级，每校抽样90份，其中抽取文科班一个，理科班两个，每班随机发放问卷30份。问卷由专门培训的调查员逐一到被选中的学校按以上要求发放，并强调学生带回家与家长分别填写，在此后的两天内由学校代为收集后，由访问员取回。调查时间从2003年3月23日开始，到4月8日结束。
本次问卷调查共发放问卷 595份,回收份,问卷回收率,其中有效问卷476份,问卷有效率为。为增加样本的代表性，我们还抽取一部分长春市的高考考生为样本，发放问卷40份，回收24份，有效问卷18份。
1． 样本的性别结构：在有效的476个个案中，男生由199人，占样本总数的41.9％，女生有277人，占58.1％。
2． 样本的文理结构：选择报考“3＋文科综合”的样本有33.6％，选择报考“3＋理科综合”的样本有65.7％，另有0.6％的样本选择“其他”。有效样本的文理比例为1：1.96，与问卷发放的文理比例（1：2）基本一致。
3． 被调查考生之父母的文化程度：
样本父母的文化程度呈现不同的结构特征。母亲的文化程度主要集中在中低等水平，拥有高中、中专学历的比例高达51.1％，超过了半数，其次是初中和大专学历，分别有19.2％和18.8％，三项累计占89.1％;相对来说，父亲的文化程度在各层次分布略显平均，拥有大学本科、硕士或博士学历的被调查者累计有19.8％，明显高于母亲的这一比例，而拥有中等学历的人数相应减少，文化程度较低的样本比例基本与母亲相同。把父亲和母亲相对分散的受教育经历适当合并，构造一个受教育分层（文化分层）变量。我们发现上述所列举的文化分布现象更为明显（见表1）。
表1：父亲、母亲的受教育分层（文化分层）（单位%）
| 初中及以下 | 高中或中专 | 大专及以上 | |
| 父亲 | 23.7 | 38.4 | 37.2 |
| 母亲 | 20.0 | 50.8 | 28.8 |
4． 亲代职业层次：
在亲代的职业分层结构中，父亲的职业和职位层次接近于正态分布，母亲的职业分层呈现出左偏态分布。本次调查中男性家长的职业类别和层次呈现正态分布，把十二类职业身份按层次归类之后，可以看到（表2）男性家长集中在中层，而女性家长集中在职业低层。不过，母亲在职业高层的比例比父亲高10个百分点强。所以，本研究仍然以考察父代身份对家庭和考生志愿填报的影响为主。
表2：双亲的职业身份的分层
| 低层 | 中层 | 高层 | |
| 父亲 | 103(21.6%) | 320(67.2%) | 53(11.0%) |
| 母亲 | 269(56.6%) | 103(21.7%)> | 103(21.7%) |
进一步分析双亲的文化程度分层和职业分层的关系、父亲职业分层和母亲职业分层的关系，发现它们呈现较强的正相关关系。父亲的受教育分层和父亲的职业相关系数为.412**，和他们的职业地位相关系数为.205**，母亲在这方面的相关为.502**。由此可知教育在个体获得职业身份，取得职业地位，实现地位流动中起着指示器的作用。在亲代的夫妻分配模式上，双性的文化分层相关达.475**，职业分层相关系数为.234**强。
四、结果分析
（三）在填报志愿中的代际差异和互动
本研究从大学和专业的社会认知和选择、社会信息对亲子填报志愿信息判定、亲子间在大学和专业志愿不同组合之间的态度来考察当代亲子间在高等教育上的代际差异和代际沟通。
1.挑大学的亲子比较
为了考察亲子大学观的差异，我们将好大学的因素分别列出13个备选答案，要求考生与家长分别选出3项并排序。
考生认为好大学的首要条件中，第一位是教学质量（31.9%），第二位是学校知名度（27.2%），第三位是毕业生就业率（7.9%），三项共计67%，从排序上看与家长的选择完全一致，但在结构上存在差别。有12.4%的家长将毕业生就业率作为评价一所大学为好大学的重要因素，明显高于考生，可以说考生更看重大学的名气，而家长更看重孩子未来的就业前景。在对好大学其次要素的选择上，仍有19.2%的考生和20.2%的家长选择了“教学质量”，认同“师资力量”的考生和家长也分别占到了17.7%和14.2%，这就足见亲子双方（尤其是考生）对高校教学能力的重视。在对好大学再次要素的选择上“学校学风”的选中率明显上升，可见高校软环境也是考生和家长评价大学的重要标准之一。从三项的累积结果看，考生认为好大学的要素依次为：教学质量、学校知名度、毕业生就业率、师资力量等，家长的排序与考生相同，但选择“毕业生就业率”的更多，这主要是因为身在职场的家长更多地体会到现今社会中严峻的就业形势和就业压力，而考生在这方面的切身感受十分有限，在他们眼中学校的好坏仍更多地取决于教学能力和水平。
进行相关分析后，笔者发现这两种倾向性与父母的文化程度、考生性别、文理分科均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也就是说这两种倾向性在高考考生及家长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和一致性。
2.选专业的亲子比较
每年各高校的招生咨询会上，热门专业的展台前总被考生和家长挤个水泄不通，究竟是什么如此吸引他们？调查显示，在热门专业的吸引力上，亲子两代人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表3 “热门专业”对你/家长最大的吸引力分别是什么
| 热门专业的吸引力 | 考生 | 家长 | ||
| 选项（限选2项） | 频次 | 百分比 | 频次 | 百分比 |
| 将来容易找到挣钱的工作 | 143 | 30.4% | 176 | 38.8% |
| 容易从事有较高社会地位的职业 | 136 | 28.9% | 210 | 46.3% |
| 将来容易得到出国或继续深造的机会 | 130 | 27.6% | 131 | 28.9% |
| 将来可以为社会做出较大贡献 | 66 | 14.0% | 68 | 15.0% |
| 符合个人兴趣 | 299 | 63.5% | 181 | 39.9% |
| 热门专业对我（考生）/家长没有吸引力 | 65 | 13.8% | 36 | 7.9% |
| 不知道什么是“热门专业” | 23 | 4.9% | 30 | 6.6% |
从表3可以看出，在400多名被调查的考生中，有63.5%的人认为热门专业最吸引他的地方是“符合个人兴趣”，同比只有39.9%的家长选择了这一项，低于考生23.6个百分点。考生将金钱和社会地位分列第二、第三位，但选择它们的人数均不及前者的一半。在家长中，看重社会地位的人数最多，占到了46.3%，明显高出考生，其次才是符合个人兴趣，虽然金钱被排在了第三位，但选择它的家长要比考生多出8.4%。另外，都有28%左右的考生与家长认为热门专业的吸引力在于“将来容易得到出国或继续深造的机会”。值得注意的是，选择热门专业是因为“将来可以为社会做出较大贡献”的考生和家长均未超过15%。从数据上看，热门专业确实如磁石一般对大多数考生与家长有相当的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主要由个人利益驱动，它包括个人志趣、物质财富、社会地位、发展前途等。虽然在市场经济大潮中，金钱、消费、享乐被人们一再强调，但正处于青春期的备考学生们有更强的自我意识，加之现代的价值观念又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自我认同，标榜个性、求新求异是他们的普遍心理特征，因此他们最看重“符合个人兴趣”也就不足为奇了。即使还未进入社会，考生们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实用主义金钱至上等观念的影响，在他们看来，多挣钱比较高的社会地位、较好的发展前途更实际，也更有诱惑力。相比较而言，人到中年的家长受其成长环境的影响对许多传统思想持认同态度或他们早已将之内化于身，并在思想观念和日常行为中不自觉地流露出来，比如中国人“讲脸面、好面子”的观念。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社会地位备受家长青睐的原因。同时也应看到，他们并非顽固不化，在亲子关系上已有相当一部分家长把孩子作为独立的个体去尊重、去教育，否则也不会有近2/5的家长把符合孩子兴趣视为热门专业的主要吸引力之一。严峻的就业心事和知识经济对高精尖人才的需要也使越来越多的考生和家长自觉延长了接受高等教育年限的预期。
3.报考志愿决策倾向性比较
在填报志愿是首先考虑大学还是首先考虑专业的倾向性态度测试中，有41.5%的考生倾向于选择喜欢的大学，其次是两者同时考虑（35.8%）；在家长中，有41.2%的人倾向于两者同时考虑，其次是选择喜欢的大学（38.8%）。首选专业的考生和家长的比例最低，分别是20.3%和16.9%。
在对大学所在地与知名度的倾向性态度测试中，考生更倾向于大学的知名度（48.8%），其比例明显高于两者同时考虑的比例（30.7%）；家长更倾向于两者同时考虑（38.8%），其次才是大学的知名度（37.1%），但两者的差距不大。首选所在地的考生比例为15.9%，明显低于家长21.0%的选择率。
从以上分析可知，家长在志愿的决策时显得更现实，更全面；而考生无论如何都把大学和大学的知名度放在这几个因素中的首位，可以牺牲专业，可以不考虑大学地域而选择符合自己心意的大学。考生在填报志愿前显得十分理想，这一点在对填报志愿的决策依据（可以同时选2项）的调查中同样得到了证实（见表4）。考生在决定自己填报哪一个专业时，有84.4%的考生把“自己的兴趣性格”置于决策的首位，坚持自己的理想抱负；而其他决策因素（比如，以往的录取情况、专业的热门程度）的决策比重远低于兴趣性格的偏好。
表4：考生填报专业志愿的决策依据
| 填报专业志愿的决策依据 | 考生 | |
| 选项（限选2项） | 频次（人/次） | 百分比（%） |
| 自己的兴趣性格 | 394 | 84.4% |
| 亲朋好友的意见 | 32 | 6.9% |
| 老师的意见 | 96 | 20.6% |
| 专业的热门程度 | 139 | 29.8% |
| 以前的录取情况 | 148 | 31.7% |
| 父母的意见 | 87 | 18.6% |
| 其他 | 17 | 3.6% |
4．代际沟通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发现亲代和子代在大学和专业的社会认知，报考志愿的选择问题上存在差异，但在许多问题上双方表现了较强的一致性。这或许与双方的双向沟通互动有关。我们可以通过间接测量和直接调查的方法，进一步考察双方在志愿填报上的互动。
通过考生和家长各自对双方在报考大学和专业意向上的一致性评价的比较（见表5）得知：双方在报考哪几所大学问题上做出肯定评价的都在85%以上（考生85.4%;家长85.6%）；在具体的专业报考意向上双方认为是一致的更大达到了88.9%。相关分析显示考生、家长在大学填报上的一致性意见的相关系数达.586**，在专业意向上的一致性相关系数达.824**。
这种一致性评价间接显示双方在志愿填报上有着很好的双向沟通；而通过对双方存在意见分歧时，家长所采取的措施则直接说明了良性沟通的存在。
表5：考生.家长对报考意见的一致性评价 （单位：%）
| 很一致 | 基本一致 | 不太一致 | 不一致 | 合计 | |
| 考生认为与家长在报考哪几所大学上是否一致（考生的一致性评价） | 15.9 | 69.5 | 12.7 | 1.9 | 100 |
| 家长认为与考生在报考哪几所大学上是否一致家长的一致性评价） | 16.2 | 69.4 | 12.3 | 2.2 | 100 |
| 考生认为与家长在报考专业意向上是否一致（考生的一致性评价） | 16.2 | 62.7 | 17.5 | 3.6 | 100 |
| 家长认为与考生在报考专业意向上是否一致（家长的一致性评价） | 15.2 | 63.7 | 17.6 | 3.5 | 100 |
（2）意见不一致时，家长的应对
在涉及“将来填报大学和专业志愿时，如果您（家长）的意见和孩子不一致”这一问题时，家长对以下6种备选方案（见表6）的选择中，39.6%的家长“尊重孩子的意见”，35.8%的家长表示“必须要和孩子充分协商，取得一致意见”。还有22.1%的家长认为“让孩子考虑自己的意见后自作决定”。这三种方案都是充分的信任孩子，让孩子自主选择自己的未来的生涯发展方向。但这并不意味着家长放任不管，而是家长和考生作民主的沟通交流。进一步考察家长的受教育分层和职业分层对意见不一的影响发现，这三种方案都是不同文化层次和职业层次的家长的首选方案。不同文化层次和职业层次的家长在这个问题上的应对措施只有（微）“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相关研究也证实了填报志愿意见不一致时家长的应对措施与文化分层和职业分层无显著关系。
表6：填报志愿不一致时家长的应对措施
| 备选方案 | 选择频数 | 父亲的受教育分层 | 父亲的职位分层 | ||||
| 初中及以下 | 高中或初中 | 大专及以上 | 低层 | 中层 | 高层 | ||
| 尊重孩子的意见 | 156/39.6% | 43/45.7% | 63/40.6% | 50/34.5% | 33/38.4% | 103/38.7% | 20/47.6% |
| 让孩子考虑自己的意见后自作决定 | 87/22.1% | 23/24.5% | 33/21.3% | 31/21.4% | 17/19.8% | 64/24.1% | /14.3% |
| 必须要和孩子充分协商，取得一致意见 | 141/35.8% | 27/28.7% | 52/33.5% | 62/42.8% | 33/38.4% | 92/34.6% | 16/38.1% |
| 说服孩子接受自己的意见 | 5/1.3% | 1/1.1% | 4/2.6% | 2/2.3% | 3/1.1% | ||
| 代替孩子做决定 | 2/0.5% | 1/0.6% | 1/0.7% | 2/0.8% | |||
| 填报志愿是孩子自己的事，家长不必参加意见 | 3/0.8% | 2/1.3% | 1/0.7% | 1/1.2% | 2/0.8% | ||
| 合计 | 476/100% | 94/100% | 155/100% | 145/100% | 86/100% | 266/100% | 42/100% |
五、讨论
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和各大学扩招计划的实施，高考考生入学的机会大大提高，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大大增加。不过，现在个体接受了高等教育已经不再等于捧上了铁饭碗。上大学只是个体就业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也就是说，上大学和进行专业学习是个体获得就业准入的基本条件，是个体上向社会流动和获得社会地位的基础平台。大学生活和专业训练是个体职业生涯和职业自我实现的起点，是个体进入社会中的职业圈的前奏。所以，高考填报志愿，挑大学和选专业对于考生和家长是一件重若泰山的大事。本次围绕高考考生和家长所做的教育社会学调查，在大学和专业的社会认知、专业和大学志愿决策代际特点、社会层化在志愿填报中的影响方面获得许多有益的信息。
填报志愿中的代际差异和沟通
科技的迅速发展，社会文化的急速变迁，年轻一代与年长一代初级社会化的极大差异，造成代与代之间在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行为样式和文化认同上的差异。这种代与代之间的差异称为选择性代沟。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和电子网络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的代际文化继替的“前象征文化”（Prefigurative）效应愈加明显，而“未来重复过去”的“后象征文化”则日渐淡化。所以，亲代和子代的代际差异是显著的，文化的反哺现象伴着知识社会的脚步也更加明显。本研究中亲子在志愿选报决策中体现出了这一差异（假设1的支持）。亲代在对“大学和专业倾向性”选择和“大学和所在地倾向性”选择中，绝大部家长都认为二者同样重要，“所以要同时考虑”；而考生在这两个问题上绝大部分都把大学做首先考虑的对象。在对热门专业的社会认知上，绝大部考生把“符合个人兴趣”作为最大的吸引力。而家长则考虑了专业的诸多社会因素（经济收益、社会地位），兼顾到个人兴趣问题。在“上大学的最主要目标”的价值判断上，考生把“实现个人的理想和抱负”置于第一位，“找个理想工作”居第二；而家长则把“提高文化水平和素养”把在首位，而“找个理想工作”居第二。由是观之，在志愿决策中，家长坚持的是社会取向的多因素理性决策，而考生主要奉行自我取向单向度的理想性决策。这种决策差异反映了亲代和子代基于知识经验、社会经济地位的拥有性代沟的存在，也体现了双方在价值观念、生活理想等方面的选择性代沟的存在。
社会的信息化石子代在掌握最新的技术和前卫的信息方面居于优势。本次调查中，考生在专业报考的明确性和对所报专业的了解程度均超过了家长。这一点可以解释为：随着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许多原有的专业被淘汰或即将被淘汰，而同时新技术催生了大量的新的专业。家长对这些新的专业尤其是技术领域的学科了解范围和程度因专业的复杂性和家长自身知识界别的不相干幸而滞后于容易接受新事物的考生。
不过，我们调查结果发现亲子在很多问题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双方的选择相关系数有的高达0.7以上。如果以此判定城市家庭亲子间的代际差异有夸大的倾向，笔者以为是不慎重的。因为本研究只能反映围绕“志愿填报”这一问题上的代际状况。证明当下代际差异是否被夸大或缩小需要多方面或不同时间序列的资料。但是本调查获得这种结果可以被城市家庭中新型代际关系所解释。
这种新型代际关系建立和体现在亲代向子代学习的“反向社会化”和亲子双向的“彼此相倚沟通”两个方面。传统的代际传承强调老一辈成员向晚一辈传递他们对社会生活历史的记忆，晚一辈被动接受这种社会化并在生活再现这些生活事件史。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新的社会生活事件层出不穷，世界共同体的形成，全球化视野下的多元文化的交汇，亲代的既往生活经验和他们的主体间性难以解释和适应这种变动。因此，他们继续社会化过程中向容易融入流行（Up-To-Date）生活样式的子代进行“反哺式”学习成为一种应然的“代际传递”趋向。这“前象征性文化”的存在也孕育了城市家庭亲子间的沟通从传统的家长不顾及子女反应的“假相倚沟通”向彼此相互理解，根据对方反应来调整自己的沟通行为的“彼此相倚沟通”转变。这一点能够作为家长在和考生在报考志愿出现分歧时，主要采取“尊重孩子的意见”和“必要和孩子充分协商，取得一致意见”态度的因素之一。并且不同文化层次和职业层次的家长在填报志愿问题上的应沟通方式只有（微）量的差异没有质的区别（假设2没有得到支持）。